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到了那个联络后，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立刻断定，这个联络已经被敌人破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刚销毁了藏在上的秘密文件，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，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一咬定自己是从乡来寻找亲戚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对她严刑供，她咬紧牙关了过来。

        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的任何证据，几天后就把她放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不暴丈夫老汪，她去乡的亲戚家躲了几天，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，只是说她发现况不对，就销毁了文件，躲到乡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丈夫夸奖了她，说她得很好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：在被捕期间，有两个警察多次奸了她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很自己的丈夫，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，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。

        照地工作的规定，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让她为难的是，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，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，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她知，一旦坦白，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门的调查，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分，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阴影。

        更为重要的是，女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任何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文革开始后，目睹那些为党过地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，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，这并不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白天努力工作，辛勤地为人民服务，夜里却经常恶梦：不但梦见她被那两个警察奸淫侮辱，还梦见自己被革命群众揪了来，被定为叛徒和混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上着帽和其他反革命分一起游街示众。

        两年前的一天，她的老上级王局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给她看了一封四川省的组织门发来的公函。

        信上说，有一个解放前当过警察的反革命分在狱中病故了，他留了一份自传，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反动的一生，包括他犯的许多罪行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中说到他曾经和另一名警察一起奸侮辱过一个女共党嫌疑分，她的名字叫冷馨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王局长是当时四川党的地组织的领导之一，组织门发函给他，是要他提供自己所知的况。

        王局长很为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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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他是韩淑芳的丈夫老汪的老同事，也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，跟他妻韩淑芳也很熟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的女儿汪霞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也是他帮忙安排去当人民警察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知冷馨就是韩淑芳地工作时使用的化名，还知韩淑芳的档案里并没有她被捕并且被警察奸的任何纪录。